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被視為經濟成長的引擎之一, 主要原因是FDI會帶給接受國新的技術以及外溢效果, 進而促使其經濟成長加速。 但文獻上對FDI帶給總體經濟環境的影響, 看法並不一致。因此, 本論文將對以下三個議題進行討論, 第一, FDI是否真的會使經濟成長加速; 第二,FDI是否會讓所得不均度下降; 第三, 雙邊FDI在景氣共移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第二章主要探討FDI是否對經濟成長存在不對稱的門檻效果, 本章利用Caner and Hansen (2004)所提出的門檻回歸方法並運用期初GDP、人力資本與貿易開放程度為門檻變數,係以1975年至2000年的62個國家為研究對象。在未考慮門檻效果時, FDI對於經濟成長的效果是不一致的,但納入門檻迴歸時, 實證結果證實期初GDP和人力資本的程度對FDI與經濟成長具有重要的解釋能力。若FDI的接受國擁有較佳的期初GDP與人力資本, FDI對於經濟成長是正向顯著的影響。 第三章欲重新驗證金融中介機構在FDI對經濟成長的角色, 本章首先建立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說明金融中介與FDI的外溢效果之間的關聯。 在實證分析上, 我們利用工具變數法來處理有可能的內生性問題, 但我們也發現在這個議題上存在弱工具變數的問題, 此問題會讓原先的估計結果產生偏誤。 因此, 本章運用較可信賴的聯合檢定, 如: Anderson and Rubin (1949), Kleibergen (2002)與Moreira (2003)再次檢驗金融中介的角色。我們也考慮四種在有弱工具變數問題時較佳表現的估計方法進行分析, 如: limited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LIML)、Fuller (1977)及Hausman et al. (2008)所提出的兩種heteroskedasticity-robust估計方法(HLIML和HFUL)。本章與Hermes and Lensink (2003)和Alfaro et al. (2004)不同之處, 我們發現擁有較佳的金融發展國家並不會讓FDI產生外溢效果, 使得經濟快速成長。 在第四章, 運用1980年至2005年56個國家分析在不同基礎建設的水準之下, FDI與所得不均度之間的關係。本章利用Hansen (2000)所提出的門檻迴歸方法發現, 在基礎建設略差的國家,FDI的引進會讓接受國的所得不均度惡化; 相反地, 擁有較佳的基礎建設時, FDI對所得不均的影響不大。此外,本章發現國際貿易會使得所得分配更加平均, 此外, 實證結果也支持Kuzents (1955)年所提出的Kuzents inverted-U hypothesis。 第五章利用77個國家組合分析FDI、貿易、產業相似度與景氣共移性的關係, 在過往文獻探討中大部份都忽略FDI的重要性。本章採用Baltagi (1981)提出的error component three stage least square (EC3SLS)進行實證探討,我們發現FDI關係越緊密的國家會讓提高兩國的景氣共移性, 而貿易及產業相似度對景氣的影響則不顯著,這代表FDI是解釋景氣相關性重要的變數之一。此外, 本章發現FDI是屬於水平性質, 因為FDI與貿易存在替代關係,FDI取代貿易在景氣共移中的角色, 這也是FDI的重要性提升的原因之一;實證結果亦顯示兩國產業差異性越大, 越會透過貿易來獲取各自所需的商品。